【红色记忆】邵顺建游击区开辟的前前后后

邵（武）顺（昌）建（阳）地区指邵武、顺昌、建阳三县交界地区的朱坊、二都、三都、黄坑、界首、书坊、莒口、徐市等一带乡镇。由于地处偏僻、山高林密，因而这些地方，早在1931年就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北上长征后，闽北苏区大小城镇和交通要道立即被国民党军队占领。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闽北苏区又进一步采取了极为毒辣的手段，将小村并到大村去，在大村和交通要道上建立据点，构筑碉堡，设置封锁线，驻扎重兵，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反复“清剿”，企图对苏区群众采取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来困死、饿死苏区军民。在国民党周志群新编第十一师的“清剿”下，苏区局势越来越严峻。邵武县委及独立营被迫撤到邵武二都杨家村山上隐蔽休整。1935年4月，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准备以后，邵武独立营除留下一个连留守，其余二个连漏夜行军，下半夜到达邵建公路边，越过麻沙、界首之间的封锁线。4月下旬的一天，当部队折转向西，计划挺进邵武的朱坊，经过华家山时，突然遭到民团和大刀会的伏击，由于独立营新兵多，随部队行动的干部多，缺乏实际战斗经验，再加上枪支弹药少，难以及时组织强有力的反击，致使部队受到了损失。

当独立营撤退到建阳界首附近时，遇到了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师政治部主任曾镜冰率领的独立师主力部队。好不容易盼来了主力部队，独立营的干部、战士个个喜出望外，遭到伏击战斗失利所产生的沉闷气氛一扫而光。

独立师黄立贵师长在听取了邵武县委领导汇报以后， 黄立贵认为：充分利用三县交界的复杂的地理环境，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必定能将这片地区开辟成敌后根据地，与老区结成犄角之势，牵制国民党军对老区的“清剿”力量。

根据黄立贵师长这一战略指导思想，1935年5月立即组建了邵（武）顺（昌）建（阳）县委，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斗争，任命刘新友为邵顺建县委书记，将邵武独立营的两个连扩编为邵顺建独立营，并根据工作发展情况，在建阳的华家山，贵溪、饶坝、黄坑和邵武的朱坊等地组建区委。华家山区委驻地为东游村，区委书记刘某，副书记林敏，主要活动在东游、华家山、十八排、唐科、下洋、新厂仔、下坑等地。贵溪区委书记陈凤鸣，区委设在书坊南门丁厝，主要活动在南门丁厝、贵溪、花园岭、岭根墙、蔡墩等地。饶坝区委书记张家财，区委驻在西门丁厝，主要活动在西门丁厝、饶坝、水北等地。黄坑区委书记吴秀珍，区委驻在黄坑的蕉溪、际下、苦竹坪、山凹等地。朱坊区委书记陈德行，区委驻在上山坊，主要活动在坑口、池下、里苏溪、桂花桥等地。

黄立贵师长在邵顺建县委成立后，便率闽北独立师一团主力于5月离开邵顺建地区，向建松政地区挺进。邵顺建县委、县独立营和各区区委相继成立后，根据新区的情况，县委广泛发动群众，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邵顺建县委大力发展党组织，积极发展培养苦大仇深，忠诚老实、对共产党有相当认识、敢于献身革命、有一定活动能力的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将他们吸收到党组织中来。邵顺建县委先后在建阳书坊的南门丁厝、西门丁厝、花园岭、岭根墙、贵溪、华家山、东游和邵武的上山坊等地，发展了一大批秘密党员，建立起党的支部或党的小组，开展党的工作。特别是1934年之前，闽北独立师某部指导员郭松品在书坊南门丁厝一带发展的党员陈凤鸣和郑明仔、陈和盛等人，在开辟书坊一线的工作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本地人，又是贫苦出身，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人缘关系也很好，当地群众都十分信任他们，拥护他们。红军游击队每到这一地区，他们就立即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工作。他们为部队提供了不少情况，提出了许多切合当地实际的好建议。

1935年8月，闽北分区委及时作出“挺进外线，开辟新游击区”的决策，指示邵武县委及独立营，挺进到邵武、顺昌、建阳三县交界地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邵顺建县委还建立了一支群众性的秘密武装，他们先后在建阳县的南门丁厝、西门丁厝、花园岭、贵溪、岭根墙、蔡墩、华家山、东游和邵武县的上山坊等地，经常配合红军主力和游击队的活动；有时县委还组织他们去打击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之成为开展游击斗争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在游击斗争中，游击队还逐步学会并掌握了分化瓦解大刀会和争取保甲长严守中立的策略。邵顺建地区的大刀会与闽北各地的一样，是一种落后的群众组织。他们原来也是由于不堪忍受封建剥削压榨，在迷信思想的支配下组织起来的类似绿林好汉一样的组织，抵抗官府，抗租抗税。但是，因为这一组织受到迷信思想的控制，加上组织的成分复杂，渗入许多地痞流氓，受到“受压则上山为匪，招安则下山为官”的思想支配，后来逐渐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利用，成为对付红军的工具。邵顺建县委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坚持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原则，对盘踞在书坊、茶布、朱坊等处最反动的大刀会，给予狠狠打击。而对于一般会众及保甲长，则给予教育，说明共产党、工农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而当民团、大刀会则是为土豪作看门狗，若是继续与红军作对，就是出卖自己亲人，绝没有好下场的道理。这些人经过教育后，思想认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除华家山、东游两股大刀会武装外，其他各股大刀会武装基本上被瓦解，再也不与红军游击队为敌了。对于一些有血债又有极大民愤的土豪和联保主任等，县委则坚决给予打击；而对于一般的地主豪绅和乡保人员，有时把他们集中起来给予教育，说明利害关系，要他们捐献一些钱物，补充游击队给养，或要他们代采购一些必需物资，然后交保释放。事实证明，经过教育释放的开明绅士和乡保人员，绝大多数都采取了中立或不敢公开反对红军游击队的立场，从而使我根据地以坚持和巩固。

在游击战争这一特殊的形势和环境之中，邵顺建县委和各区委成立后，还动员吸收一些贫苦农民中的年轻的子弟参加县区游击队。在东游、贵溪、饶坝、朱坊等区都先后建立起一支有10至20名贫农子弟参加的区游击队。这些新游击队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训练后，经常配合红军和县独立营作战。邵顺建县委和各区委由于拥有这一支土生土长的游击武装力量，并能够按照要求做到“战时打仗、平时生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游击根据地也因此能够不断地得到发展与壮大。

1936年6月，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在政和洞宫山附近与闽东游击队领导人叶飞会面，会商了闽北、建松政与闽东三块根据地的联合问题后返回崇安，宣布成立了中共闽赣临时省委，并决定闽北成立4个分区委和4个军分区，分别以汪林兴、黄立贵、吴先喜、王助为各分区委书记。闽北红军独立师改变建制，下设一、二、三、四4个纵队。1936年10月，奉省委通知，以邵顺建独立营为基础，组建闽北独立师第六纵队。1937年5月，省委决定中共邵光县委为邵武中心县委；中共邵顺建县委改为中共顺阳县委，由吴维全接任县委书记。6月根据中央长江局东南分局的指示，中共闽浙赣特委和中共闽东特委合并，成立中共福建省委。中共顺阳县委书记由张家财接任。1939年9月，张家财调任中共邵武中心县委书记，由刘水生接任顺阳县委书记。1942年5月，省委为加强与书坊当地的联系，任命陈和盛接任顺阳县委书记。期间，顺阳县委为配合福建省委在书坊太阳山整风和举办第五期武夷干校，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集中20个团兵力对闽北发生了第三次军事围攻，在掩护省委撤出太阳山，保卫红色政权过程中，顺阳县委书记陈和盛与妻子（时任邵光建县委妇女部长）何玉莲不幸被捕，均残遭杀害。在这次骇人听闻的“书坊惨案”中，顺阳县区委组织遭受严重破坏，300多名革命群众被捕，20多名党的干部被杀或被活埋，迫使当地革命组织转为地下活动。（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