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大在建阳

1903年春，一位孩子，穿着盖过足尖的竹布长衫，长衫外罩着件黑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14岁，去参加县试，是所有考生中年龄最小的。孩子不够高，需要人扶一把才坐得到位置上。年幼的童子参考，引得考官格外注目，叫孩子到台前问年龄家世。孩子回答说父亲是塾师，祖父是开磨坊的。家世不显赫，年龄又那么小。考官们露出讥笑的神色。作文，三千字。小孩举笔挥毫，一气而成，文章最后是“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十字。停笔，愤而离去。孩子个子矮，长衫太长，缠住孩子的脚，跨门槛时被绊，摔了一跤。孩子匆匆起身，说了一句：“槛者，卡也，亦欺吾幼小，何也？”

考官没想到，这位孩子一举就中了秀才。大锣开道，爆竹声中，金光闪闪的名列前茅的榜单送到了孩子家。

这位孩子叫何炳松。

何炳松在金华被称为神童。14岁这年秋，何炳松进入金华府中学堂。1906年，17岁的何炳松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浙江高等学堂读书，与当年新闻战士邵飘萍结成挚友，与邵的夫人汤秀慧女士同窗，之间交往密切。1912年因“毕业成绩幸列第一，被校长和教育司长以省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去”。冬天到达美国并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补习，第二年夏正式考入威斯庚辛大学，习历史和政治学。

1935年7月，在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再三敦请下，加上朋友郑振铎、周予同、杜佐周等“志愿为辅翼”，何炳松出任暨南大学校长。

担任校长的何炳松认为，考试不只是记忆力的测试，书本知识固然要掌握，但应用能力也是重要的，因此，考试要“测验学生的知识同他们应用那些知识的能力”，并主张“测验学生兴趣、志向同习惯”。这与现在考察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情感、态度 、价值观”是非常相似的。

何炳松是爱国者，他认为，学生的爱国就是要“发奋图强，努力奋斗，以拯救国家，复兴民族”，因此教育要培养“复兴民族之斗士”。

1941年6月，位于上海真如的暨南大学到建阳设立分校，次年全校迁入建阳，抗日战争的年代，如何让优秀的教授留在建阳，何炳松费尽了心思。因为，建阳的条件差、疫病流行，许多教授不愿留下来，如原暨大教师夏炎德到建阳后，“因水土不服，感到各方面条件较差”而西去重庆。

何炳松礼贤下士。凡是新教师进校，何炳松一定登门拜访，并请他们吃饭。春节新正，何炳松不仅先到教师家贺年，而且还请全体教师、处室及教研组人员到他家中喝杯“春酒”。学年结束，对要续聘的教师，他总亲捧聘书送到教师手中，并殷切地说：“来年还劳先生支持办学。”几十年后，不少教师回忆起这一幕，仍感到十分温馨。待人至诚，靠感情留人，在物质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显现着强大的凝聚力。

苏乾英，1929年考入暨大，1933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她回忆的细节显得特别生动：

每年春节他（何炳松）总是和师母一起来到教工宿舍向各家拜年，见到孩子并发红包。他们并不进屋来叨扰，只是在门外作揖高声说：“恭喜！恭喜！”他家自己养猪，每逢杀猪，总买上许多笋，烧成红烧肉送给教职员工。有时自己家中做了腐乳就分送大家。他身为校长，却平易近人，在童游街上连遇到教职工家属或孩子都要让道问好。

苏乾英内迁时带的行李不多，一次，何炳松看到苏乾英家的棉被都破了，回去就派人送来两条新土布被面和两条已有小孔的旧绒布被单。另附上一封信，信中写道：“送上被面被夹里各两条，不足为外人道也。”

建阳潮湿，雾气浓，很多师生到建阳后会因水土不服而患病。教授潘天寿和谢海燕相继得了恶性疟疾，何炳松亲自送药来，附带给谢海燕的，还有一件何炳松夫人手织的毛线围巾。战时的异乡，能受到如此嘘寒问暖，怎不感动。正是这种默默的热情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教授。他们生活艰难，吃住穿都极其艰苦：住的房间阴暗潮湿，鼠多虫多，还有蜈蚣、千脚虫；吃饭，得劈柴生煤炉，淘米洗菜，米常掺有砂子、泥土等杂质；穿的衣服破败不堪；许多教授穿着补丁的长衫去上课，盛叙功教授的鞋面破了、袜子没后跟……如此困境，能留在建阳而无怨言，与何炳松的关心付出、温暖存问是分不开的。

何炳松通过各方面广纳人才：仅两年时间，建阳的暨大就已经具备了一流的师资阵容，拥有了孙怀仁、李季谷、林仲达、周伯棣、陈守实、方光焘、卓如、沈炼之、周宪文、戚叔含、胡寄南、王勤堉、周其勋、叶作舟、江之永、吴逸民、卢怀远、谢振亚等各科著名教师，加上原有的杜佐周、盛叙功、许杰、俞剑华等人，当时人们评论说：教授阵容，因之日以充实整齐，济济跄跄，贤俊满堂，称东南之秀焉。

因为过于劳累，暨大回迁上海后，何炳松即病倒，于1946年7月25日病逝。暨大学生自发为何炳松举行的追悼会上，有这么一副挽联：

先生来暨大太迟去暨大太早，一迟一早且哭且悲；

学校离上海在后回上海在前，我后我前任劳任怨。

对联赞颂何炳松，内迁时，他不顾危险，走得最晚；抗战胜利后，为筹措复校，又最早返沪。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一心就是为了办学。（祝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