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建阳雕版印刷的前世今生

宋代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建本也分三类。私刻指私人刻书，由私宅、家塾或个人出资刻印书籍，有别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坊刻。坊刻是指书肆、书铺、书堂等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书商刻书。坊刻是建本的主流。明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记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当时居民多“以刀为锄，以版为田”。

为何是建阳？

吴刚老师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建本。他介绍说，南宋时，北方战乱频仍，而建阳偏安一隅，又有闽江水运和三条出省古道，在安全和运输上有优势。

一个好的建本，墨、雕版和纸张都很关键，而建阳盛产制墨的松树，雕版材料梨木、楠木以及造纸材料竹子。竹纸原料易取，成纸迅速，造价低廉，而且纸张比较薄，客观上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因此在宋代得以广泛应用。明朝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传其盛。”建阳出产的竹纸，因为温润如玉而被称为“建阳扣”。

建本在形式上也多有创新，南宋时官方版本的图书大抵都没有句读，而建本从旁加圈点。此外，北宋以前，经籍的刻本都是正文与注疏分刻，而建本首开先河，将正文与注疏刻在一起，大字刻正文，下刻小字为注释，方便阅读。

吴刚在研究中发现，建本出现了大量的简化字。其收藏的南宋雕版《佛说盂兰盆经》，全文767字，可辨析的字732个，其中简化字37个。他说，坊间常常调侃的没有心的爱字，在这个建本里头就已经出现了。而元代的一部建本道经，出现了48个简化字。这些简化字，同时期也有繁体字版本在用。

吴刚认为，文字是交流的工具，这种性质要求文字简洁、规范、易识别、易雕刻，而简化字可能原来只是一个刻工的偶然改变，而后慢慢被认同、仿效。

建本闽学相得益彰

宋中后期，游酢、杨时从程颐、程颢处“载道南归”，在今建瓯、建阳讲学、广授生徒。而朱熹是游酢、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和弟子在闽北广办书院，是时闽北“书院林立，讲帷相望”。朱熹在建阳呆的时间尤其长，宋代福建书院数居全国前茅，而建阳书院数又居福建之冠。

书院对图书的需求量增大，促进了建本的繁荣。与此同时，图书的充足又促进了教育的勃兴。据统计，两宋时期，福建进士多达6869人，占这一时期全国进士总数的20％。仅建瓯、浦城、建阳三地，宋代进士就多达1294人。

明末，建本的地位开始衰落，但直到上世纪初，建阳还在印刷书籍。十八大以来，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记者从建阳区委宣传部了解到，这些年来，建阳区委、区政府在传承弘扬建本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成立了建本协会，二是培养了一批技艺传承人，三是把建本文化引入学校，四是在中心地段设了一个建本展览馆，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建本，今后还将争取把建本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谢秋莲 石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