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圆我中学梦

　　我出生在崇尚读书的福建莆田。当地有句民谚叫——地瘦种松柏，家贫子读书。因为家境贫寒，5岁半，我就上学了。1965年夏，不满12岁的我，顺利考入莆田第十中学。

　　莆田，地处沿海，人多地少。当年，为了支援山区建设，也为了加强备战工作，政府动员莆田农民移居闽北。不过，真正下决心背井离乡的，主要是家里穷或成分高的两类人。我家属于前者。于是，刚上初中一个多月的我，便随父母移居建阳县黄坑公社鹅峰大队。

　　建阳山清水秀。800多年前，朱熹曾在这里创办“考亭书院”，后与夫人刘氏合葬于黄坑后塘大林谷。得益于朱熹，建阳始有“南闽阙里”之称。可是，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阳的教育事业仍较落后，全县仅有三所中学。当父亲安顿好新家，带着我先步行20里，再乘车颠簸80里，来到位于麻沙的建阳三中求学时，被校方以“生员已满”为由拒于门外。因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且不懂也找不到关系，我只好乖乖的“回去等通知”。

　　孰料，1966年，那场“大革命”就开幕了。很多学校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无书可读、无所事事的我，开始下田学干农活。那时，农村很少用农药。因而，田里有两多。一是泥鳅多。泥鳅既刁钻，又圆滑。稍有动静，就逃之夭夭、溜之大吉了，不是轻而易举能抓到的。二是蚂蟥（水蛭）多。蚂蟥身上似有“遥感器”一般，只要你踏进田里开始劳作，它们就立马做出反应、锁定目标。没有脊椎的身躯，一弓一张地向目标快速游来。蚂蟥与其他“吸血鬼”一样贪婪，一旦遭到它们“袭击”，且未能及时发现，原本又扁又细的家伙，吸饱血后变的又圆又粗、通体暗红起来。更令人心痛的是，蚂蟥吸去多少血，还得流出多少血，伤口才能闭合。我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次参加耘田（除草）劳动时，不知什么时候小腿上出现一大一小2条蚂蟥。我立马跑到田埂上，一边惊叫，一边跺脚。可该死的蚂蟥却若无其事、纹丝不动。父亲见状，过来用手一条一条把蚂蟥从我腿上“拔”下来，而后从烟斗里掏出一坨烟油，抹在蚂蟥身上，刚才还猖獗的它们，很快便呜呼哀哉了。那时，队里的男劳力，每天12分；女劳力，每天10分。生产队最早给我的报酬，是每天2.5个工分。我曾苦笑着向生产队长诉苦：我一天流失的血，也不止这点工分呀。

　　1970年初，当“复课闹革命”的钟声响彻大山深处时，黄坑也办起了中学。这时，我每天已经能挣八九个工分了，且又是长子，按理说应该安心劳动才是。但为了一圆中学梦，我希望再度入学。开明的父母咬咬牙，恩准了我的要求。新创办的中学，说是“完中”，其实不“完”。因为教材缺、教师少，我们始终不曾开过化学课，也没有专职音乐教师，以致我至今不懂化学、五音不全。

　　学校了解我家境况和我的表现后，按月给我发放4元甲等助学金。这笔钱，对我而言，功用不小。人穷志强。我勤奋学习，各科成绩皆可，最好的是数学。从作业到考试，我不用铅笔用钢笔。而且，数学老师经常把我的答卷张贴在黑板上，充当“标准卷”。为了多挣点工分，每逢星期六上午放学后，我便急匆匆往家赶。20里路，用不了两小时。随便吃上几口饭，下午下地参加劳动，星期天再干上一天。周一带些大米、咸菜什么的，天刚蒙蒙亮就向学校开拔。因为生活困难，一直买不起自行车。每次往返，全靠自己的“11号”。有时途中遇到本大队的手扶拖拉机，便一手抓住拖斗，跟着快跑几步，而后找准时机，纵身一跳，坐了上去。侥幸不被驾驶员拽下来，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就这样，我边读书边劳动，加上寒暑假，每年差不多能挣1000个工分。幸好那时学制改革，初中、高中都压缩了时长。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从1965年进入初中算起，头尾跨度长达10年。在校期间，因为成绩不错、表现良好，我先是当了班长，后又兼任校团支部书记。毕业回乡后，村里人都夸我“好样的！能做事，会读书。”可我心里却隐隐感到惭愧：都快21岁了，多少人大学毕业了，我才圆了中学梦！

   （张桂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