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付沧洲 ——朱熹《水调歌头•题沧洲》词赏析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致身千乘卿相，归把钓渔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这首《水调歌头•题沧洲》词是绍熙五年（1194）11月，朱熹被罢免朝廷侍讲，回到建阳考亭不久后想到朝廷奸臣当道，官场倾轧，对仕途失去信心时写就的。这位一生追求儒家学说的思想家、教育家站在位于考亭麻阳溪畔的龙舌洲上，思前想后，觉得不能在朝廷建功济世，还是着书授徒，光大理学才是正道。当年12月12日，朱熹倾囊在龙舌洲上建成了“竹林精舍”。精舍四周，种满了竹子。他带门生聚集在竹林下传道讲学。或许顾及到同佛典所载如来讲法的竹林精舍同名，不久，他将龙舌洲改名沧洲，将“竹林精舍”改名为“沧洲精舍”。 他将自己写的《水调歌头？题沧洲》刻在精舍大门石碑上。并自号“沧洲病叟”。发誓从今往后，“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朱熹在写该词时，首先仰面感叹：“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富贵则乐有余，贫贱则不堪其忧。乐与忧，乃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言。谁知宦途莫测，为官者，随时都有祸从天降的可能。他策杖徘徊在龙舌洲上，望着奔流不息的建水……感到眼前所见的，并非闽北的建水，而是当年屈原被流放的汨罗江；是当年严子陵郁郁不得志而回归钓台的富春江；是当年范蠡功成名就后为避祸的太湖水。因而，作者巧借三个历史典故，喻意宦海深不可测的道理。一是“东门黄犬”，这是有关秦国丞相李斯的典故。他曾为秦始皇平定六国，定郡县制，统一文字等立下汗马功劳。秦二世时，“指鹿为马”玩弄权术的赵高诬李斯谋反，将其腰斩于咸阳市中。临刑前，李斯对次子叹曰：我多想再同你一起，牵着猎犬去上蔡东门外打野兔啊！其二是“华亭鹤唳”，西晋吴人陆机任成都王司马颖，后将军兼河北大都督。有战功，后与长沙王司马义决战时兵败，被司马颖所杀。陆机生前常游华亭(今上海松江县)别墅观鹤，临刑悔恨莫及，伤痛不已，曾说，多想再听一听华亭鹤唳，然这一愿望自然只是个泡影。其三“鸱夷子，散发弄扁舟”一事，鸱夷子就是范蠡。他曾劝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功不可没。然范蠡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勾践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安乐，功成名就之时，便改名鸱夷子。驾一叶扁舟不辞而别，泛游于渺渺太湖里。

范蠡助就越王勾践灭吴，终成霸业，全凭他的计谋。越王以千乘卿相极言范蠡功成回国。千乘：春秋时，称小侯国为千乘。卿相：执政大臣。位高权重，可他却急流勇退，浪迹五湖，拿起钓竿到太湖里钓鱼去了。不论春秋还是昼夜，观云望月，乐得尽悠哉。想到一生坎坷之路，屡遭奸人陷害，朱熹拄着拐杖，击节长叹宦途之幽险，福祸之难卜，以古为鉴，将人比己，决心永远抛弃那是是非非、勾心斗角的“人间事”，在考亭筑沧洲精舍，专心致志地研究理学，着书立说。

读罢全词，笔者感觉到朱熹之所以在下半阕以较多的笔墨重复了范蠡的故事，一来是抒发自己无比的感慨，二来是为了表达自己与范蠡迥然不同的人生观。他不做浪迹天涯者，而要继续行圣贤之道，继承孔孟之绝学，为他的道学集大成而鞠躬尽瘁。全词形象鲜明，意境独特，言辞激越，据典喻今，特别是从客体形象中映衬主体情愫的写作手法，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

据《文公行状》载：庆元六年三月（1197）名噪一时的“庆元党禁”，已将朱熹及其弟子蔡元定等五十九人一并打压多时。朱熹列为“伪学之魁”，革去官职，其得意门生蔡元定受牵连发配至湖南道州。当月十七日，蔡元定从容上路。临别前，朱熹率弟子百余人为之饯别壮行。朱熹捧杯饮酒时，再次唱起了这首《水调歌头》，“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时，他的弟子们先由低声应和，渐至击杯高歌，使得在现场的数百名送行百姓无不动容，哭泣成声。

上图为朱熹手迹词文。

□李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