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宋慈》之十三初任提刑官

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宋慈因为浙西赈灾有功，被任命为广东提刑。

上任之初，宋慈就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积案如山。原来，广东官吏多不遵守法令，有的嫌犯被拘押几年都未审理。如何整肃广东吏治，是一大难题。

宋慈认真查阅了原始案卷，发现许多命案是因勘查检验不清导致证据不足而搁置的。他立即将需要重新检验和重审的案子发回各州县，并下达了办案规程，责令办案人员限期清理滞狱案件。

为让办案人员树立时效意识，宋慈反复强调：尸体检验有很强的时间性，稍有迟滞，就会造成尸变。而尸体是获取证据最直接的物体，随着尸体的腐烂，很多证据可能会消失，以致于不能查明具体死因，造成疑狱。

在当时，根据口供定罪是通行的做法。而宋慈处理案件却奉行“据状断之”，即依据证据断案。宋慈认为，只要证据确凿，即使没有嫌犯口供也可以结案；如只有嫌犯口供，没有确凿证据，也不能定罪。

在办案过程中，宋慈除了提倡“重证据，轻口供”外，还主张“罪疑从无”。如果适用刑罚有疑问，就不予追究。而当时的通行原则是“罪疑从轻”或“罪疑从赎”，即罪行轻重有可疑之处，可从轻判处，或以赎金的方式判处。宋慈的理由是：“疑罪从轻”的前提是推定嫌犯有罪，只是可以从轻判处。这样做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对于不能查证属实的疑罪，仍然给予定罪，只是在量刑上作从宽的处理；二是对疑罪处以赎刑的做法，对于无钱可赎的老百姓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由于“疑罪从轻”、“疑罪从赎”所奉行的仍然是“疑罪从有”的潜规则，以至于冤狱不断，并造成大量的积案。

对于宋慈的做法，不少官员提出了质疑。他的属下就好意提醒他，说：“前朝仁宗即位不久，接到奏狱（指情理可疑的死刑案件），不知怎样裁决。当时宰相吕夷简建议说：‘凡是奏狱一定存在情理可疑的地方，既然有疑问，从轻处罚就可以了。'仁宗认为很有道理，便接受了吕夷简的建议。所以，我们纵观仁宗在朝的时候，疑狱是一律从轻处罚的。”言下之意是，即便是宋仁宗这样宅心仁厚的皇帝对疑狱的处理也只是“疑罪从轻”，你宋慈又怎敢自作主张，搞什么“疑罪从无”呢？

宋慈说：“所谓‘疑罪从轻'，不过是小仁。真正的大仁，是先圣所说的‘疑罪从无，仁也'。当今圣上英明，弘扬理学，尊崇孔孟之道，所要实施的不正是这样的大仁吗？”

由于宋慈坚持“疑罪从无”的判案原则，所以他“阅八月，决辟二百余”，即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就处理了200多件死刑案件，昭雪了一批冤假错案。

一时间，宋慈名声大振。 (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