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界将唐以前的古代器物称“高古”，本节所谈论将口的古闽时代、商周、魏晋、汉唐的一些散片，也可称为将口的“高古”文化了。

将口有一座“阑干山”，似乎已遗失在历史深处。

阑干山，在建阳县崇文里（今将口），“悬棺仙葬，多类武夷”。

这是建阳其他乡镇所没有见到记载的奇特现象。为什么在远离武夷九曲溪的阑干山会形成一处独立的“悬棺”“仙葬”的文化遗存？

不仅如此，将口的唐代以前的文化现象还有几点值得关注。根据普查的资料，将口42处遗址中商周的多达37处。商周遗址的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汉代，城村的闽越王城是王城建制，闽越王城是闽越国的行政中心。建阳立县，将口依然保持着行政中心的地位，将口的固（故）县较长时间为建阳的行政中心。固县的两晋南北朝的分布面积达到100000平方米左右的墓葬群遗址就用事实说明了问题。

因为行政中心和交通枢纽利于百姓聚居，独特的富庶与繁华促成了将口早期陶瓷生产的发达。新建村的平山遗址采集的陶器具有典型的汉代风格，专家推断极有可能是闽越王城的陶器生产基地。将口挖掘一座长达52米的唐代龙窑，是当时国内最长的唐窑。不论是王朝陶瓷的生产基地，还是52米龙窑的民间生活用品，都需要足够的人口支撑。

阑干山之谜

按嘉靖《建宁府志》卷3《山川》所载：“阑干山，在建阳县崇文里（今将口），与武夷山相连属，山半有石室，可容五六十人。其下古木周列，如阑干然。”这里所说的石室，或者就是“亲家殿”之类。

——朱维干《福建史稿·上》

阑干山，南与武夷山相对，半岩有石室，可容千人，岩口有木栏杆，飞阁楼道。远望石室中，隐隐有床帐、案几之属，岩石间悉生古柏，悬棺仙葬，多类武夷。

——南朝萧子开《建安记》

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干鱼，不知果何神也。……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没而传以为仙也。

——朱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武夷图序》

阑干山在崇文里。根据民国《建阳县志》，崇文里涉及将口、城城（古名粤城）、小渚、大渚、马埠头、渭村、西岸、张墩头、灵凤、松柏埂等地。现在已经无法确知阑干山的位置了，有可能在大渚一带。

神秘的阑干山与古闽人有关，与武夷山的仙舟、虹桥板的遗存近乎一致。

淳熙六年（1179），担任提举福建常平茶事的一位官员从建瓯，过建阳，过将口，往武夷北归。

一路写诗，其中有两首诗是一组，连在一起写的。一首写在建阳水东的溪边，他给溪边的一座道观——“东观”的道士送了两头鹅；一首写在武夷的九曲溪边，诗人遇到崖间的船棺木破损，木块被风吹下，像石头一样坚硬。

过建阳县，以双鹅赠东观道士为长生鹅，观俯大溪，鹅得其所矣。武夷险绝处，有仙船，架崖壁间，数日前大风吹堕船木数寸，坚硬如石，予偶得之，皆此行奇事也，各赋一诗：

其二 堕木

断崖幽洞白云深，缥缈仙槎无古今。

飞下一峰相劳苦，却疑天外有知音。

这位诗人是陆游。

陆游说的“仙船”架在崖壁间的，武夷山有很多，像大王峰、兜鍪峰、小藏峰都有多艇。

朱子在《武夷九曲棹歌》中，就有咏唱小藏峰的架壑船。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

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小藏峰在第三曲，是武夷山安放架壑船棺最集中、最多的山峰，所以又名仙船岩、船场岩。明代学者郑主忠留下“峰名小藏藏何物？万仞悬崖架两船”的诗句。诗中的“两船”指的是悬架在小藏峰东壁的两艘古闽人的仙船。郑主忠带着茫然，追问“藏何物”。其实，仙船是古越人悬棺葬的棺材。因为像船形，古人就称以“仙船”；因为搁架在岩壑的洞穴中，又称“架壑船”。南朝的顾野王到武夷山时，写下“地仙之宅，半崖有悬棺数千”。

清代袁枚曾到大藏峰、小藏峰附近，看到许多的桥板梁柱，“三曲而于虹桥岩，穴中庋柱拱百千，横斜参差，不腐朽，亦不倾落。”。

当然，是会腐朽，会倾落的，只是难得。正因难得，宋代的陆游才会因为得到数寸的“船木”而感叹为“奇事”；到了清代，仙船木和虹桥板木因稀有而成为收藏品。《武夷山名胜图绘》曾记载过一次整只仙船坠落的场景：“（小藏峰）又有小船二只，架于横木之上，岁久不坏，曰‘仙船岩’。盖武夷仙船有七，大王峰之升真洞四艇，兜鍪峰一艇，此峰二艇也。万历丁巳夏一夕，此峰忽坠一艇，声震远迩，所贮遗殖之甆甕悉糜碎，好事者争取船木镌以为珮，嗅之微有香气，咸莫辨其为何木也。”此事发生在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夏天的一个晚上，小藏峰的一具船棺坠落，发出巨大的声响，藏放骨殖的坛罐都破碎了。好事之徒前去争抢船棺的木材，并制作成佩饰，闻着会发出淡淡的香气。曾凡、杨启成、傅尚节《关于武夷山船棺葬的调查和初步研究》仍然接触到“船棺”的实物，“敲之清响，嗅之微香”，与古籍的记载一致。

康熙三十七年（1698），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朱彝尊和被称为“清初六家”之一的诗人查慎行一起入闽，到武夷山时，一位叫潘在东的秀才给他们两人各赠了一片虹桥板（也可能是“船棺”）的木片。潘在东本来也是买来收藏的。朱彝尊和查慎行得到如此贵重的礼物后，各写了一首诗。

虹桥板歌（板为崇安潘秀才在东所赠）

查慎行

潘生赠我虹桥板，云此购得从仙山。

幔亭宴罢桥忽断，此木庋在万仞之孱颜。

……

虹桥板歌（板为崇安潘秀才在东所赠）

朱彝尊

虹桥板，可望不可即。

绝壁深藏太古色，日炙不黄雨淋不黑。

洪流不漂土不蚀，百虫将军焚不得。

……

几乎与朱彝尊同时的王士禛在《池北偶谈·谈异二·虹桥板》谈到：福州的售书市场出现虹桥板一片，颜色黝黑而泛发光泽，文理坚硬像栗木，敲击的声音清脆悠扬，适合制作琴瑟，听说产自武夷山中，不能分辨是哪种木材。

架壑船棺、虹桥板，究竟是什么木材，来自什么年代？现代科技，终于给出了答案，资料显示：“1973年和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和崇安县文化馆等单位，先后发现了两具（船棺）。前者取自武夷山观音岩，船棺下面还有垫板……，年代鉴定为3370—4198年；后者则在武夷山白岩发现，下面没用垫板……，距今亦在3300—3600年。”另一份资料可互相补充着看：“1973年9月，在武夷山观音岩崖洞取下船棺一具，称‘一号船棺’，现存武夷山市博物馆。经碳14测定，这具船棺已历时3800多年。1978年9月，在白云岩取下另一具船棺，棺内尸骸上下盖垫人字纹竹席，竹席下用木棒和竹片作‘册’字形垫托，头部两侧填塞细棕，身穿大麻、苎麻、丝绢棉布衣。这具船棺距今3400多年。二具船棺的棺木都是用武夷山生长的楠木制成。”

按时代推算，武夷山的船棺已经到上古时代了，那时，舜禅让、禹治水，而这些船棺的主人，就是朱子所说的武夷君了。

古越人把死者的尸骸放在独木舟式的棺材中，选择靠近溪流的岩穴，安置进去。这些棺材，历经漫漫时光，后人以为是仙人的遗留，故而，称仙船。船棺外形分两类：一类为两头翘起如船形；一类方形其状如盒，俗称“函”。

架壑船棺搁置在悬崖上的洞穴中，多是把尾部放置在洞穴内，棺头露在洞穴之外。为了把船棺放入岩穴，或为了支撑船棺重量，或为了稳定船棺不致坠入溪谷，在进行棺葬时，要架设栈道抬棺进洞，并把一些不易腐烂的楠木板插进洞穴，然后在楠木板外露洞穴之处横搁楠木。那些悬岩之上形成栈桥状的楠木，或那些横搁竖插的楠木，或那些支架船棺或架设栈道的楠木被称为“虹桥板”。

时代久远，古越人船棺中的尸骸已不能称尸骸，被赋予了“仙蜕”之名。

船棺中的仙蜕，是一直存放在船棺中吗？

经过一定的时间，尸体变成枯骨，再行取出，装入特制小匣或陶罐中，移藏山洞里，和以前的亲族骨坛放在-起。并于葬处之旁凿石龛，安置死者的木雕偶像，穿着生前所着衣服，称之曰“鬼堂”，或叫做“亲家殿”，有栏杆、窗板、门槛之类，以资围护.如上所述的葬式，曾广泛地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江西、福建、浙江等地。按武夷蜕骨岩洞中，有四柱楼一所，列置蜕函。函中遗蜕，皆质小而色红。又按嘉靖《建宁府志》卷3《山川》所载：“阑干山，在建阳县崇文里（今将口），与武夷山相连属，山半有石室，可容五六十人。其下古木周列，如阑干然。”这里所说的石室，或者就是“亲家殿”之类。

——朱维干《福建史稿·上》

将口的阑干山与武夷山相连，那么，是否也意味着船棺葬法与虹桥板的设置基本相同。

从阑干山的得名来推测：阑干有两个意思，其一是纵横错落，如星斗阑干；其二就是栏杆之意。阑干山的阑干取第二个义项。

明朝嘉靖年间的《建宁府志》说山下“古木周列”，因为高高低低的树木像阑干所以叫阑干山。但是，更早的南朝的萧子开的《建安记》就是另一种解读了：“阑干山，南与武夷山相对，半岩有石室，可容六千人，岩口有木栏杆，飞阁楼道。远望石室中，隐隐有床帐案几之属，岩石间悉生古柏，悬棺仙葬，多类武夷。”萧子开说：半山有石室，石室的入口处设置有木栏杆，并且山间有阁楼和天桥相连。远望石室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床铺、蚊帐、案几。岩石间长着古柏，有许多的船棺，很像武夷山。

“悬棺仙葬”——船棺；

“木栏杆”“飞阁楼道”——虹桥板。

由此推断，阑干山实际上与武夷山的悬棺葬是一致的。

悬棺中的仙蜕往往会进行二次葬。将骨殖拾入小匣或陶罐或瓷缸中——称为“骨函”，再把骨函放到山洞或岩缝里，和亲族的骨坛摆到一起，还会放死者的木偶或雕像，穿着生前所着衣服。这种集体摆放骨坛的岩穴被称为“鬼堂”或“亲家殿”，防止野兽入侵或穴居，会有栏杆围护。

阑干山之名，正是源于悬棺葬。

仙骸的神力

随着古闽族的消失，越族迁入江淮。古闽族的历史如同仙踪一般，难以溯源。随着道教的兴起，神仙之说的流传，武夷山船棺及二次葬的习俗一直流传下来。

骨函和仙蜕一样，也分布在武夷山的岩洞间，比船棺的数量更多。

升真洞5函、张仙洞1函、真武洞3函、换骨岩9函等等，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记载，仅仅金鸡洞，在万历年间，就见到13函：“万历间，接笋峰道士程应元，曾至金鸡洞中，云内藏楠木甚多。一长三丈，径尺余，上置仙蜕十三函，每函或颅骨数片，或胫骨一、二茎，手骨一、二节，皆裹以锦帕。一函则鹤骨，惟头及一足。又一舟，楠木刳成，长丈余，阔三尺许，内盛香末而细罗，洞中香灰累累成堆。”

还有一函是鹤的骨头，不知为何？与传说的“驾鹤西去”有关？也许骨函的葬法本身就与巫术、仙术有关。

这些骨函除了二次葬，还有的是因为船棺年久有坠落的，行善的人就捡拾起骨殖，用木匣等盛装，再送回崖壁洞穴中。

还有一类骨函，是盛放羽化成仙的道士的仙蜕。

武夷山是道教的第十六洞天——“真升化玄”洞天。

“学仙者，当于天台注册，武夷换骨”。想要成仙，需要到天台山注册；得道后，在武夷山换骨；而后脱胎换骨成仙而去。因此，那些修炼的道士的尸骸，就被赋予了神奇的色彩。

董天工《武夷山志》对“升真洞”骨函记载：

大王峰之升真洞有瓷缸五，皆盛蜕骨，缸皆雷纹，其一在石窖。窖口反狭于缸，竟不知如何自入也。又有四船俯仰相覆，亦盛骨函。船皆圆木刳成，半枕于洞口。骨函二十有余，空者数函。乡人谓祷雨者取蜕骨下。易以新函返故处，而骨仍入旧函云。

这些骨函没有名姓，不知是哪些修行之人，但张仙岩中的两位道士——张垓、徐熙春的仙蜕，则是于史有据的。

张仙，据说是晋朝人，到武夷山修行，人们称他为张垓，在大王峰石穴中坐化，留下尸身不朽，背上有白点，手上有“杰”字；时代久远而变裸身，明万历间杨四知看他裸体的样子，恐亵渎神灵，为其塑身并设栏保护,遗蜕一直到清朝末年还保持完好。

徐熙春，邵武人，原来是一位做买卖的商人，在邵武城南，遇到一位武夷山的道士,“遗赠五花草食之，由是绝粒”。徐熙春吃了五花草后辟谷，到武夷山中修炼，遗蜕一直不朽，在大王峰的壁崖间。徐熙春的遗蜕处被称为徐仙岩。附近的乡民坚信，徐熙春的遗蜕有神奇的力量，常常到徐仙岩取下遗蜕祈祷，求灭水患、求雨等。

这些仙蜕就成了“神”。人们曾在张仙岩中的一个骨函里，看到一块木板，由是发现了一个曾经的“神迹”。因为，函中放置的木板上赫然写着：

嘉靖十三年，建阳崇泰里民自（大藏峰）金鸡洞请下祷雨，后置鸣鹤峰石洞中，康熙十九年移措于此。

嘉靖十三年（1534），建阳区莒口镇的百姓因为干旱，从金鸡洞请了一函的仙蜕下山祷雨。后来归还时，放置到鸣鹤峰的石洞里。康熙十九年（1680）移到了张仙岩。至少150年的时间里，莒口的老百姓是把这一骨函当成祷雨的神来看的。

1979年8月，当时还是崇安县，县里的考古工作者在鼓子峰西南壁的一个崖洞里发现四个骨函，并进行了详细的探察。岩洞深约2米，长10米左右，离地面高度21米。洞内有木板三块，其中两块凿有槽，另一块凿有孔。木板上摆四个骨函，大小一样，长37厘米，宽27厘米，高20．5厘米，每个骨盒内又套一小盒，长33厘米，宽22厘米，高17厘米。骨盒为杉木制成，外上油漆。其中一个已被破坏，三个尚完好，按摆列位置编为一、二、三号。2013年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武夷胜迹——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遗迹考》第172页记载：

一号骨盒所盛骨头都是碎骨，包成四重，最里一重是草纸，二是宣纸，三是麻布，最外一重为绢帕。宣纸上有毛笔书写的“封”“钦命”三个字。绢帕长75厘米，宽68厘米，上有毛笔书写文字，右边是“建阳县崇文里口口口帕壹方，伏愿萱亲增福寿口口康宁”，左边是“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吉日焚香谨题”。绢帕虫蛀严重，破坏厉害，有五个字无法辨认。骨盒正面有文字，大多尚能辨认。

二号骨盒骨头包成三重，里重是宣纸，二重是麻布，外一重是绫帕。绫帕长约4l厘米，宽37．5厘米，上有文字。右边是“建阳县崇文里信士王元贞喜拾，绫帕壹幅，祈保幼男伯康星辰光显寿命延长”，左边是“嘉靖二十三年岁次甲辰八月吉日题”。盒内所盛的碎骨中有似檀香木的小木片两三片，故无虫蛀，绫帕保存完好。

三号骨盒的骨头包二重，里面是宣纸，外是麻布，都无字。包内有檀香木片，无虫蛀。

鼓子峰的骨函，有文字的留存的，可以确定时间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文字中的“建阳县崇文里”，正是将口。将口镇区的王姓是大姓，文字中的信士名叫王元贞，正好姓王。更巧的是，崇文里正是阑干山所在地。

由于将口与武夷山相邻，所以，武夷山对仙骸神力的信仰也影响到周边的将口。其实，不止是将口，建阳很早就有到武夷山迎仙蜕祈祷的习俗。据明朝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记载，宋代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建阳城区一带大旱，考亭的陈銮带领一批人到武夷山迎取魏王子骞的仙骸，到建阳的高山顶辟草建亭安放仙骸并祈祷降雨，仙骸显灵，不久雨就下足了。陈銮准备送仙骸回武夷，到芝山的山腰，又风雨大作，连续三天。陈銮于是开地建庵，挖地时，得到丹炉、瓶罂之类十多件，黑白棋子几十枚，于是，大家在庵中塑武夷山的十三真人像，并取名“会仙庵”。

附

魏王仙骸

县西三贵里。宋建中靖国元年夏大旱，祈祷无应。时寺丞陈銮率乡民诣武夷山，迎取魏王仙骸，在高山上刬草建亭安奉祈祷，须臾雨足。后送仙骸归武夷，行至芝山腰，风雨大作，三日不得行。陈公乃就彼开地建庵以奉香火，掘得丹炉、瓶罂之类十余事，黑白棋子数十枚，众皆惊异，乃塑武夷十三真人像于内，扁曰“会仙庵”。

——嘉靖《建阳县志》

商周：湮没的辉煌

揭开神秘的阑干山的面纱后，了解了神秘的仙骸信仰后，我们可以推知，将口一带的古文化与武夷山的船棺在同一文化带。古闽人发展到商周时期，渐渐地在将口繁衍生息，很多向阳的小山头都留下了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存。

据《建阳文史资料》第8辑的谢道华先生撰文的《建阳县古文化遗址》记录，建阳曾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明确了建阳的古文化遗址分布状况。1982年，第一次的大规模文物普查，发现古文化遗址40余处；1985年，第二次文物普查，新发现古文化遗址20余处；1988年4月，第三次文物普查，又发现古文化遗址近60处。三次大规模的普查，共发现古文化遗址120余处。此外，还发现近200处古文化遗址分布点。

建阳的古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崇阳溪、麻阳溪、南浦溪和闽江三大支流之一的建溪上游河流两岸及其支系流域；遗址多数在低矮小山丘的向阳缓坡地带及现存村庄周围的山头。其中将口是文化遗址分布尤为密集的乡镇之一。

将口崇阳溪、芹溪流域分布着许多起伏的小山丘和较平坦的谷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古人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渔猎和耕种环境。因此，将口的许多山麓，有文化遗址的留存。

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资料来考察，将口的古代遗址有42处。

有五点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将口的古代42处遗址，其中商周的多达37处，汉代3处，魏晋南北朝1处，唐代1处。商周遗址的数量之多，令人惊叹。虽然湮没，但仍可窥当年的辉煌。

其二、汉代，城村的闽越王城是王城建制，余善闽北筑六城，城村的闽越王城是行政中心。

其三、晋代，建阳的行政中心在将口的固（故）县，因此，固县留下的一处文化遗址是：两晋南北朝的墓葬群。这些墓葬群位于横塘村、固县上村仙奶山、鲤鱼埠、后门山半山腰，为相连的山包，分布面积达到100000平方米左右。

其四、新建村的平山遗址采集的陶器大多在城村的闽越王城遗址也有发现，具有典型的汉代风格，专家推断应为西汉前期闽越国时代的遗址。极有可能就是闽越王城的陶器生产基地。

其五、1985年，将口清理了一座长达52米的唐代龙窑，是当时国内最长的唐窑。瓷器是生活用品，如此长的龙窑不论是生产，还是销售都需要足够的人口支撑。由此，可以推断出当时匠人数量的众多，当地百姓聚居的密集。

将口的商周遗址有：将口村牛山遗址、将口村蝙蝠山遗址、将口村鸬鹚下遗址、杨香溪州村王竹子遗址、将口村旗山遗址、回潭村连墩矿山旁山遗址、松柏埂村回厂岗遗址、底范村后门山遗址、东田村凤凰山遗址、东田村黄厝岗遗址、东田村马面窝遗址、东田村山头坑仔林遗址、芹口村傅屯后门山遗址、芹口村傅屯井历岗遗址、松柏埂村富布半月山遗址、横塘村固县下村横垱山遗址、横塘村固县下村后门山遗址、横塘村固县下村鲤鱼埠遗址、南台村后塘黄竹岗遗址、胡巷厝基前山遗址、胡巷后门山遗址、胡巷林头山遗址、回潭村豆夹坪遗址、回潭村黄爷子山遗址、回潭村蕨菜山遗址、回潭村苦井坑遗址、回潭村杉子山遗址、回潭村蛇口山遗址、回潭村洋后山遗址、回潭村圆山遗址、南台村后门山遗址、南台村翁家门遗址、石维村岐下垅西头遗址、松柏埂村马茶岭遗址、松柏埂村下尾岗遗址、西岸馒头山遗址、杨香村半月山遗址。出土石斧、砺石、石锛、石箭镞、穿孔石弋等；缽、尊、罐、甗等；青瓷、灰硬陶、黑衣陶、夹砂软陶等。陶器丝路较为丰富，有席纹、蓝纹、弦纹、绳纹、窗格纹、方格纹、曲折纹、栅篱纹、网格纹、云雷纹、棱形纹，或云雷纹与绳纹组合，蓖点和弦纹组合、弦纹和绳纹组合等。

汉代遗址有：新建村后门山遗址、新建村平山遗址、横塘村白地园遗址。

两晋南北朝遗址有：固县上村两晋南北朝墓葬群，位于横塘村固县上村仙奶山、鲤鱼埠、后门山半山腰，为相连的山包。

唐代遗址有：将口唐窑遗址，此遗址1991年3月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很遗憾的是，商周遗址尽管多达37处，但留下的实物不多，只能通过那些碎陶想象着当年闽人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远古时光。

附

建阳平山遗址

该遗址坐落在建阳市将口镇新建村北。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南距将口镇约7公里,1982年文物普查中发现。此后，省博物馆和建阳市博物馆多次组织业务干部前往复查并进行了部分钻探。在此基础上，发表了《福建建阳平山汉代遗址调查》。平山遗址分布在新建村东北约200米的高地上。地表大部分被垦荒种植果树。采集或山土的标本有陶器、石器、瓦类、青铜镜残片和残铁鼎等，其中以陶器为主。陶器中又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硬陶为主，软陶次之。纹饰有印纹、刻划纹、凹弦纹和附加堆纹四种。印纹以方格纹为主，绳纹、麻点纹次之，少数席纹；刻划纹主要有水波纹、锯齿形纹、蓖点纹、栉齿形纹等。此外还发现刻划“E”字形的符号。制作手法有泥条盘筑法、轮修法。陶器火候正常，硬陶胎质硬度大。陶器器形主要有罐、瓮、釜、盆、盅、钵、盒、盂、三足盘、提桶、器盖、支座、豆把等。其中大多数残破，少部分为完整器或可复原。砖类主要有L形和三角形两类。瓦类有板瓦、筒瓦，均破碎。石器仅见砺石。平山遗址北距武夷山市城村汉城遗址仅10余公里，采集的陶器大多见于汉城遗址，具有典型的汉代风格，应为西汉前期闽越国时代的遗址。为研究闽北汉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南平文物·南平市文史资料第9辑》

建阳将口窑址

该窑址为一处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古窑。坐落在建阳市将口镇将口村北约1000米处。

将口窑遗物分布在郭龙山和仙奶岗两处山埠，面积约5500平方米。窑址堆积层厚约0.5-2米。1978年文物普查中发现。1985年夏，省考古队对仙奶岗窑址进行了一次科学发掘，出土了一批唐代瓷器，并清理出一条长达52米的唐代龙窑，定名为一号窑。龙窑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瓷和窑具。瓷器胎质大多细腻纯净，多呈黄白或灰白色；釉色以青绿和青黄为主，颇有“千峰翠色”之感；少数为青灰色，瓷釉大多均匀，釉层普遍较厚，施釉往往不及底，部分器物采用了先进的釉下褐彩装饰和刻花装饰；装饰题材丰富，既有飞禽走兽，也有花卉草木等，形象古朴简练，多为随意之作。此外，瓷器或窑具上还有刻文字符号的，如“杨介炎”“毛”“丘”“余记”“吉利”等，当是窑工或作坊主的名字、姓氏或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广告词，从中可窥见这一时期手工业生产中强烈的商品竞争意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水平。

将口窑瓷器品类丰富，主要器形有日常用具碗、盘、碟、盆、钵、执壶、灯盏、罐、瓮、器盖等，此外，尚有酒盅、酒壶、花瓶、枕头、炭炉、水注等。碗类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可分深腹碗、浅腹碗、散口碗、撇口碗等等，口径大者达16-17厘米，小者10厘米左右，碗腹深者8-9厘米，浅者3－4厘米，盘类有深腹、浅腹和折腹等，口沿则分散口、撇口、葵花口等；大者口径16-17厘米，小者口径11－12厘米。盆是将口窑较有特色的产品之一，不仅出土数量很多，而且器形很大，口径一般都在30厘米以上，底径12－13厘米，深达13-14厘米；少数大盆上还有刻花装饰，器形虽大却不显笨拙。罐的数量虽不多，但种类却不少，既有大、小型之分，又有双面、四系之别，造型体态皆较丰满，充分体现了唐代以丰腴为美的时代风尚，大者口径约15-16厘米，底径约12-13厘米，最大腹径达24―25厘米，给人以古朴沉稳之感，盘口壶的数量也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如其短流带绳索状耳的产品独见此窑。此类壶有大小型之分，但以大型器为主，口径达17—18厘米，高达30余厘米。执壶是将口窑中较常见的器形，器型有大小，大者口径12—13厘米，高25—26厘米，底径9—10厘米；小者口径7—8厘米，高15—16厘米，底径6—7厘米；器身一般无纹，少数在腹部施釉下褐彩装饰。器体丰满匀称，给人以悦目之感。此外，小水注、钵等造型较敦实，但憨而不笨，具有典型的时代风格。

将口唐窑遗址出土的器物无论在造型、釉色及装烧方法诸方面均与越窑系统的产品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受越窑的影响比较明显。将口窑一号龙窑长达52米以上，窑炉装烧量大,估计一窑可装烧数以千计甚至上万件产品。窑炉长，产量大，但火候也较难掌握，烧造技术要求很高。这种独特的烧窑技术在其他地区也是少见的。

因此，将口窑的窑工们为宋代大型窑炉的烧造奠定了雄厚的技术基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财富。将口唐窑的发掘，不仅在产品釉色、品类、质量、特征以及装饰手法等方面提供了具体、详尽的实物资料，而且在窑炉结构和装饰方法诸方面也得到了科学、详细的资料和数据。

为充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窑，1985年冬，建阳市文物部门组织力量在一号龙窑四周修筑了围墙，并在窑顶加盖顶棚。近来年，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英国、西班牙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纷纷前往参观、考察。

——《南平文物·南平市文史资料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