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版权意识，从南宋的建本印刷保护举措中，已经律法明确。从祝穆的《方舆胜览》的“录白”中清晰地显露出来。

在该呈文的末尾，叙明了该宅曾状乞两浙转运司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刊书板的情实，并注明“不再录白”。

本案所幸被载入《方舆胜览》中而得以保存下米，让我们能从中考证出中国的书籍版权保护有了明确的记录，而本案也成为南宋时期榜禁翻刊的一个典型禁例。文中所提及的“翻板”，与当今的盗版何其相似乃尔。从允许陈告的诉权生成和“捕人毁板”的责任设定来看，本案的权利保护对象已从刻印者扩大到作者及其合法继承人。而最为关键的是，自此以降，中国的书籍版权保护模式也为后世所沿用。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本案开启了中国版权保护之先河，在文化史上和法制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能在此时段出现这等官府对建本图书的保护举措，究其原因，是和宋代崇儒右文的社会风尚、立法详备的法制环境、突飞猛进的科技发展等诸因素有密切的关联的。

其实，早在北宋时期已有保护出版物权益的法令，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记载：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直，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从之。”可见，北宋时期已有“盗印法”。

除申告有司，请求官府保护版权外，建阳书坊主大多在刻本中做文章。一般在书本首页下方都注有本书作者“xxx撰（编）”“XXX校”，再附上刊行者“XX堂XXX刊行”。在书本的序后、卷中、卷末还加刻上牌记。

牌记又名木记、书牌，相当于现代图书出版物的版权页。指在书的首尾或序页后、目录页后，另刻一墨图记或有形状的牌子。

牌记源于宋代刻书，元、明以后多有仿效。现存古书最早的牌记，似见于著名的北宋福州刻《开宝藏》中。序后边刻印的图记。首页右下方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代、刊版地点等。

牌记的文字长短不一。长的如宋刻《春秋经传集解》，卷末牌记记。为：“谨依监本，写作大字，附以释文。三复校正刊行，如履通衢，了无窒碍处，诚可嘉矣。兼列图表于卷首。迹失唐虞三代之本末源流，虽千载之下，豁然如一日矣。其明经之指南欤！以是衍传，愿垂清鉴。淳熙柔兆君滩中夏初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文字短的，如宋刊《新唐书》，目录后面牌记为：“建安魏仲立宅刊，士大夫幸详察之。”牌记边框的形状种类不一，有钟形、炉形、爵形、鬲形、亚字形，或无边框而随行书写的。

牌记一个是可以起到广告宣传效应，如元至正十六年翠岩精舍刻本《广韵》扉页有长方形牌记，上部横眉有“翠岩精舍”“校正无误”两行字，中间是“新刊足注明本广韵”八个大字，右侧是“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左侧是“至正丙申仲夏绣梓印行”。其二是维护版权效应，如宋建本《十七史蒙求》十六卷，目录后有“麻沙镇南斋虞千里先生校正的无差误，乾道乙丑岁刊行”牌记。余四十三郎宅刻本《初学记》序后有牌记四行：“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今将监本写作大字校正雕开，并无讹谬，收书贤士幸详鉴，绍兴丁卯季冬日谨题。”

牌记上的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者及其斋号等均可为版本鉴定和版本源流考订提供参考，因此它可以作为古籍版本鉴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