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宋晚期，不同印坊主间，为了细分书籍销售市场，同时有了印坊声誉等诸因素的觉醒。在市场角逐中，印坊主间纷纷开始有了版权意识。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权保护文字记述，恰恰是在建阳的建本图书版本中。

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建阳籍学者祝穆于《方舆胜览》中记载了祝太傅宅干人吴吉，奉命具状申明转运司出具榜文以保护刊刻书籍权益的经过和结果：“本宅隐士一生灯窗辛勤，编著了《方舆胜览》《四六宝苑》等多部书籍，非剽窃编类者所能比拟。今已雕版刊印，所费浩瀚，累经两浙转运使司、浙东提举司给榜禁戢翻刊。然而，近来书市嗜利之徒将本宅刊印 书籍翻板盗印，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或颠倒排序，不仅对本宅造成了经济损失，还贻误学士大夫披阅，祸害无穷。鉴于此，本宅特具状申明转运使，乞求出示榜文，张贴晓谕麻沙书坊以及常平、熊屯等刊印书籍之处，并乞帖嘉禾县以使吏民周知。如若发生盗印本宅刊印书籍之情形，容本宅陈告，缉捕盗印之人，销毁盗印刻板，以杜翻刊之患。南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六月，福建转运使如其所请，榜示麻沙书坊不得翻刊上述书板。”

我们从以上的原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祝氏家族为了保护祝穆所创作的书籍免遭他人盗版印刷，而无奈地向两浙转运使司呈请昭告天下：“发生盗印本宅刊印书籍之情形，容本宅陈告，缉捕盗印之人，销毁盗印刻板，以杜翻刊之患。”

盗版可能导致的后果，在这份具状中也表述得相当详尽：“书籍翻板盗印，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或颠倒排序，不仅对本宅造成了经济损失，还贻误学士大夫披阅，祸害无穷。”从中似乎也看出了与今天我们所见的盗版书籍极为相似。既侵害了著作者的著作权，也侵害了出版商的正当权益，还贻误了读者对书本知识的汲取。

正因为有多方的利益被侵害，所以政府对不法盗版印坊主的科罪也就顺理成章了。

到了明代，建阳的刻书大家余象斗在他所刊行的《东游记》中写有一段著名的声讨盗版的文字：“不佞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

只是，余象斗自己在盗版方面本身是有劣迹的，他不仅翻印他人已成之刻，甚至杂糅了好些他人之作为己所有，采用了待人与待已不同的双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