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历史上的书院由于不断参与刻书事务，从而与建本刻书业构成密不可分、和谐共存的关系。

一方面，书院本身所施的教学教化职能，为当地文脉的延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并辐射至城乡的各处生根发芽，普惠大众。因此，建阳才赢得“南闽阙里”之称。在士子阶层中，出现大量著书立说者，这些士子的著作通过刻印的书籍而广播四方，这种因书籍的传播而带动的文化的传播，其能量便呈几何级地发挥出文化的最大效力。文化传播的内化作用和对外影响，引领着当地文明和民众文化索质的提升，成为建阳文脉绵长的根基。建阳乃至闽北也因此成为“家有法律、户有藏书”的“彬彬然道义之乡”。

另一方面、建阳刻书业至南宋朱熹时代，已呈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的盛况。建本刻书业的勃发，无论是最基础的蒙物读本，还是普通大众的农书、历书、医书，都是提高本土人文教化的直接手段。

明清时期、儒学、书院、社学等文教机构兴盛产生极大的市场需求。

有明一代，朝廷极其重视文教，明洪武年间，即下令各州、府、县设儒学，官给学田。据明《八闽通志》载，当时建宁府有府学，建宁各县均有县学，此外各县还有数目不等的书院、社学。如建安县有屏山书院、建安书院，还有社学二所；瓯宁县也有社学二所；浦城县有西山精舍及社学二所；松溪县有湛卢书院及社学四所；崇安县有屏山书院、武夷书院、文定书院等，另有社学四所；政和县有星溪书院、云根书院；而作为南闽阙里的建阳县拥有考亭书院、同文书院、云谷书院、鹰山书院、云庄书院、庐峰书院、鳌峰书院，还有社学三所。推及福建全省乃至全国，也是书院林立，学风鼎盛。

遍及全国各地的文教机构，为建阳书坊坊刻业带来了巨大图书市场。明代采用八股取士的办法进行科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量文人士子穷极一生苦读“四书五经”，希望能一鸣惊人，一些八股文类的辅导书籍也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籍，“八股文的出版，初处于南方，成化后杭州有人刊《京华日抄》一册，大获重利，福建效之”。

然而，想通过考取功名而光宗耀祖的路只能是独木桥，大部分学子只能失意而归。不过这些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本地文人，却是书坊刻印业的难得人才。他们有的负责誊写，有的负责校对，有的参与雕刻，有的负责插图绘画，还有不少人直接参与书籍的编纂，如小说、评话的编著等。一些刻书家本身就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如刻书家余象斗，原为邵武县学儒生，因多次参加科考不第，转而回乡从事刻书业。余象斗不仅组织人员刻印大量小说话本等，还编著有《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等书。熊大木、熊宗立、刘龙田等著名刻书家，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