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初起，木刻本印刷书籍开始刊行天下，但对社会上有众多读者群的一些书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刻坊间并无一定标准。无论是读者还是刻坊主都集体无意识，推行于市场的书籍无外是品相与价格。

木刻本印刷书籍的版权意识觉醒，根据可考的文字记述，应当始自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正月二十一日，《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即有对盗版者处罚的记述。而无论是著者还是印坊主，其觉醒的时段应该更早。

版权意识产生的背景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以及由此带来的出版事业的兴盛和图书市场的繁荣。纵观中国版权发展历史，中国古代的版权意识滥觞于唐五代，发展于两宋，成熟于明清。至于它的完善与最终上升为法律，则是近代的事情了。

当书籍有了版权意识的觉醒时，对人们精神层面的产物有了自觉的保护意识，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不仅著书立说，开门授徒，而且亲力亲为，南宋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建阳崇化（今书坊）一手创建同文书院刻印书籍，对自己的著作亲自委付其季子朱在、女婿刘学古在坐镇书坊，其门人蔡元定、蔡渊、林择之也帮忙编、校、刻书籍，刊刻印行。同文书院的设立，其主要职能却是在刊行理学方面的书籍。朱熹在同文书院曾刻过《礼书》《论语精义》《近思录》《南轩集》《献寿记》《资治通鉴纲目》几十种理学方面的书籍。朱熹本人极为重视底本的选择，每每刊刻之前，总需比较所要刊行的书籍各个不同版本，经综合比较无误后，再行确定。并请书者认真抄写，校对后方才付梓。版片刻成之后，还要多次校勘，一经发现错误，即请刻工及时修改重印。

朱喜如此做的目的，不外有三。一是传播理学思想：将其大半生致力研究的理学思想能通过书籍的传播更行更远，使天下学子心归正源。二是谋生：朱熹晚年定居考亭，已可谓身无长物，连买下考亭那块地都是借他人之力，而地上的几间简陋房屋，也是众人相助。晚年的穷困，被迫“刊小板以自助”，并认定刻书卖书总好过做其他营生。三是保护版权：朱熹一生著述、校刊了大量著作，然而自身的著作，却无偿被其他印坊主刊行于世，且常被盗印。淳熙十五年（1188），他呕心沥血反复修改的《四书集注》在做决定性修改前被书商窃刊，他马上写信予以阻止，并掏钱买下书版销毁。为了保证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一些重要著作不被盗印，朱老夫子只有自己开设书堂刊刻书籍保证质量和占领市场。可见，朱熹这等先知先觉者，其意识总归是先于他人的。

而早于朱熹创建同文书院的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建阳人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记载了祝太傅宅干人吴吉，奉命具状申明转运司出具榜文以保护刊刻书籍权益的经过和结果，成为已知的中国书籍版权保护的第一例。中国历史上精神层面的意识保护，是对知识产权最早的宣言性保护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