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后，建阳文化有了复苏。明朝由朱元璋钦点的第一位状元即建阳莒口的丁显。建阳之地再现“比屋弦诵”之声，并由此开创了建阳刻书业的巅峰，尽管此时的麻沙已风光不再。

有明一代，崇化书坊的刻坊堂号数量、刻印书籍数量、门类数都远超元朝。特别是一改元代偏重史与通俗小说、戏曲并举之路阔步迈进，从而刻印出大量经史、小说、日杂、医书等门类丰富多彩的书籍。特别是嘉靖至万历时期，更是达到了建本印刷史上的高潮。

当时的书坊“书市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书市车马络绎不绝，往来书商摩肩接踵，这在中国书籍交易史上，可谓盛况空前，绝无仅有。是时书肆有220个堂号，如余氏等刻书世家，发展到明朝中叶，早已成为刻书望族。其时的书坊，主要有余氏勤有堂、余文台双峰堂、余象斗三台馆、熊大木忠正堂、刘氏慎独斋、叶氏广勤堂、杨氏归仁斋、詹氏进德书堂等。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从嘉靖到崇祯(1522-1644)，其中余姓37家，刘姓25家，熊姓20家，詹、郑、杨三姓均16家，陈、黄各9家，其余蔡、虞、郑、叶诸姓及姓氏缺考者42家。刻书多者如刘弘毅、熊宗立、余象斗、余彰德等多达三四十种、刻印书籍总数多达1000多种。如余氏等有名的家族书肆，多集编、校、刻、印、售于一体，俨然今世一个结构完善的印刷出版集团。所售之书、版式新颖、品相精美、书价低廉，因此远销四方。熊大木的《全汉志传大宋中兴英烈传》、余文台双峰堂刻的《新刊京本编辑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等的印刷发行，使文史知识得到广泛普及。后世视为经典的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都在崇化书坊首梓。

明嘉靖、万历期间为崇化坊刻极盛时期，其刻印数量远超宋元时期。在刻本内容从前代侧重正经正史转而更多地刻印通俗读物如小说、戏曲及民间日常用书上。嘉靖《建阳县志》的《建阳县书坊图》图中描绘，当年的崇化书坊有书林门，门外有接官亭，门西山麓有文庙，长街数里，云衢、步云、状元等六桥连接横贯书林的书坊溪两岸，街头巷尾，寺庙亭阁点缀其间，周列“书林文笔”“仙亭暖翠”“龙湖春水”“南山修竹”“岱峰寒泉”“云衢夜月”等书林十景。据史料推算，明万历间，书林人口已逾三万，各家各户，以刀为锄，以版为田，一幅墨香满街、人人诗礼的景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以嘉靖为分界，明前期，传统经史子集类科考用书及医书等，多出于建阳书坊。据明周弘祖著《古今书刻》载：福建路刻书多达477种，其中建阳坊刻本达367种。而据专家考证，明前期建阳书坊刻本多达557种。

明后期，建阳刻书业达到鼎盛时期，无论是书坊数量还是刻书数量均比明前期多出数倍。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所列建阳书坊就达到84家。明前期衰落的建安余氏也重新崛起，从嘉靖到崇祯，先后出现33家书坊，成为书林书堂号最多、刻本数量最大的刻书大族。其余如刘、黄、陈、蔡、虞、郑、叶等刻书大家，同姓书坊大都有十家以上，后起的熊、杨、詹姓书坊均多达一二十家。

在百花齐放的局面下，建本在书籍纸张、印刷方式、版式装帧、内文设计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开创，发明了饾版、拱花、套印等印刷技术，特别是戏曲、小说等采用大量插图，书籍印刷的字体上也呈现出多元化。可以说，明代的建本书，无论在刻书形式、刻书技术、刻书范围、民间书坊数量等诸多方面都远胜于前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