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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8日,“考亭论坛——建本文化分论坛暨第三届建本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建阳考亭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建本——朱子理学思想走向世界的重要媒介”为主题,通过专家学者的主旨演讲、交流讨论,旨在打响朱子文化、建本文化高端论坛品牌,致力于建成朱子文化、建本文化研究传承的全国高地。 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研究员张积表示:“在灿烂的中国印刷出版史上,建阳先贤以建本为核心,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文化奇迹,形成‘建阳现象’”。“建阳现象”所包蕴的丰富文化内涵,可以用六个“最”字来概括: 一、古代建阳的坊刻与私刻群,是最大的。建阳的印刷出版业,有官刻、坊刻和私刻,尤以坊刻与私刻最为著名。坊刻首推余氏,起于五代,著称于宋元明诸朝。之外,刘氏、蔡氏、黄氏、虞氏,也是建阳由宋迄明的刻书望族。据方彦寿先生研究,宋代建阳坊刻可考者有29家,私刻有22家。如此庞大而历久的刻书群体,国内罕见其匹,实由建阳所独有。 二、建本编辑加工方式的创新,是最多的。建阳书坊普遍由专人开展图书编辑加工活动,对图书内容进行选择、编排、阐述、发挥,对字句进行注释、注音,对版面进行排列、配图,对字体、纸张进行选择等等。 建本的编辑加工方式多有开风气的创新之举:如开发节钞本,其优点是省工费,用时短,售价廉,阅读便。编辑儒家经典的经、注、疏合刻本,如刘叔刚刊刻的《礼记经注疏释文》合刻本;编辑史著本文与多种注释的合刻本,像建阳黄善夫刻《史记三家注》,将南朝刘宋、裴骃的《史家集解》、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和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三书,汇刻于一编。黄善夫刊刻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则是苏东坡诗诸多注释的汇刻本。刊印图文并茂的图画书,也是建本的一大特色,如余氏推出的《列女传》、虞氏刻印的《全像平话五种》,都是典型。 三、建本的覆盖面,是最广的。宋代建阳所形成的图书出版重点,一是科举用书,二是士、农、工、商的普通阅读用书。科举用书,实际也包涵了各级官学教育的用书。凡学校的学生,致身于科举之业的士子,在朝的官员与在野的士绅,都会成为建本的读者。 士、农、工、商所阅读的民间日用读物,如历书、字书、韵书、相书、卦书、医方、传奇、话本、平话、戏文等,都是建阳擅长出版,亦为民间所喜闻乐见的读物。 建阳也首创了满足老百姓居家生活所需的大型类书,如宋元流行的《居家必用》《事林广记》《水天一览》等,最为著名。论读者面与行销地域,覆盖最广的,首推建本。 四、建本行销的足迹,是最远的。建阳处于闽浙、闽赣交通要道的位置,其水道可以通往泉州,远达海外。交通条件颇为便利,为建本远途销售造就了优越条件。通过本地书商与外地客商,建本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借助海路,建本更是远销至东南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朱熹说:“建阳麻沙板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此为写实之词,而非夸诞之言。 五、建本的营销手段,是最有声势的。建本运用广告手段所进行的营销活动,声势浩大,极具风采,且蕴含着显著的现代性。 建本广告有:店头广告、书目广告、书名广告和牌记广告。店头广告。指作坊张挂的广告。外地客商前来批销建本,各堂号为介绍本店图书,少不了要制作这样的广告,以方便其选购。 书目广告,即罗列本店刊印的图书的书名,张挂于店头或者刻于书中的广告。 书名广告,指充分利用书名来宣传一部图书的卖点,如注释、插图、善本及名家所编者诸项优点的广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纂图重言重意互助点校毛诗》《纂图附释音重言重音互注周礼郑注》等,就是书名广告的典型。 牌记,由战国“物勒工名”的传统逐渐演变而来,宋代成为刻本必不可少的部分,尤以建阳坊刻与私刻最为重视。 牌记广告,即利用牌记文字对一部图书的卖点进行说明、夸耀的广告。例如,宋刻《后汉书》牌记广告云:时嘉定戊辰季春既望,刊于一经堂。将诸本校证,并无一字讹舛。建安蔡琪纯父谨咨。 六、建阳出版事业持续繁荣的时间,是最长的。建阳的出版事业兴起于五代,奠基、发达于宋元,鼎盛于明朝,衰亡于清朝,历时千年。 建阳一个区域性的印刷出版事业,历经千载,持续繁荣,屡创辉煌,此现象为我国所仅见。 对于中国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弘扬,其价值之巨大,影响之深远。 建阳出版业千年发展史,关键在两宋:出版的主题种类、图书编辑加工的方式、图书版式、字体风格与图书营销的方式等,都确立于两宋,并臻于成熟之境。这与宋代大环境密不可分。北宋确立并完成了削夺武人权力、倚重文人力量的政治转型。因此,必然需要培养大量读书人,并需要以科举制度选拔各级官员。 宋真宗写的《劝学诗》, 旨在劝诱社会上的人们勤勉读书: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提倡,风行草偃,宋代第一次掀起了中国人以科举为目标的读书热潮。 上述六个“最”字所表现的“建阳现象”,值得今人思考的重要问题是: 建阳先贤为什么能够放眼天下,把建阳打造成名闻海内外的“图书之府”? 建阳的坊刻与私刻为什么能够世代绵延,长盛不衰? 建本文化为什么能够泽被古今,与日俱新? 答案:惟在“创新”二字。 创新,是图书市场对图书生产者的基本要求。 它要求生产者贴近市场,充分生产市场所需要的和有市场号召力的图书品种。如节钞本,就是建阳书坊根据图书市场的需要而新开发的适销对路的图书品种。 创新,是图书消费者对图书产品的基本要求。 它要求生产者提供价格低廉的图书,提供对科考有实际用处的图书,提供便于阅读、理解、记忆的图书。 建阳书坊创造性地推出了经、注、疏合刻本,史籍本文与注文合刻本,诗文集的汇注本,提炼经书、子书重点内容的“重言重意”本,以及上图下文、图文并茂的图文本,就是满足读者此类需要的重要尝试。 建阳出版业有着700多年的兴盛史,建阳出版先贤及时把握了时代脉搏,以创新精神、创新观念和创新手段,勇于投身激烈的市场竞争洪流中,创造性地推出了价格实惠,便于阅读、理解、记忆的图书品种,照亮了建阳书坊印刷出版业的繁荣之路。今天,思考建本文化和“建阳现象”的内涵,特别是揭示它的创新价值,对于当代出版事业乃至文化教育事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启示。(江苏闽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