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本:抹不去的文化印记

 

□李加林 文/摄

建阳的雕版印刷始于五代,刻书多集中于永忠里(今建阳区麻沙镇)和崇化里(今书坊乡),刊印之书称作“麻沙本”,又叫“建本”。

书院是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肇始于唐而兴盛于宋。书院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闽北在古代中国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其书院文化与刻书业为闽北的教育、文化提供了巨大帮助,乃至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创办书院,教书育人,自然需求大量的书籍。书院的生员要想进取功名,必须博览书籍,而书院内的教书育人者须著书立说,广印教材,又得靠书坊刊刻出版,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唐代时期,闽北仅有鳌峰书院等三家书院,在全国来说,占比数量不大。及至宋代,由于中原文化南移,特别是游酢、杨时的洛学南传,朱熹理学的集大成,吸引了全国上下文化名人聚集福建闽北。闽学鼻祖——游酢在家乡长坪创办了豸山书院。期间,他将著述的《中庸义》、《易说》、《诗二南义》、《论语·孟子杂解》交与当地刻书作坊印刷成书,传道弟子,影响甚大。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中年在建阳、武夷结庐讲学,晚年定居建阳。他在莒口创办寒泉精舍、云谷草堂及至晚年在考亭创办沧州精舍(考亭书院前身),他的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建阳刻印的。其中,既有书坊印刻,也有麻沙私坊印刻。朱熹刻书,其目的有三:一是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二是书院的教学用书;三是弥补其俸禄之不足。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在建阳刻书《论孟精义》三十四卷;尔后,还印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上蔡语录》、《游氏妙旨》、《庭文稿录》等书。此外,他还刻印了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

除朱熹外,其弟子蔡元定受朱熹委托,曾刊刻朱熹《中庸章句》、《诗集传》二书。其子蔡渊也曾为朱熹刊行《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易学启蒙》一卷。朱熹去世后,又为其刊刻《大学章句》一卷。朱熹表侄祝穆于嘉熙三年(1239年)自编自刻《方舆胜览》七十一卷。此外,朱熹门生黄幹、蔡沉、刘爚、范德念、吴 楫、廖德明、叶武子、杨楫、李道传、陈淳、陈宓、詹体仁、真德秀等均刊刻出自己的论著。这些书籍主要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等经、史、子、集、丛书等供士大夫学习、进身仕途之用,故印数极多,流传最广。史载“麻沙、书坊‘五经四书’泽满天下,人称‘小邹鲁。’”

随着大量官刻、私刻、家刻的雕版刻书作坊的出现,门类齐全、内容广泛的教科书极大地满足了书院教学授徒的需求,使得各类草堂、精舍、书院在麻沙、书坊附近乃至闽北地区应运而生。据统计:在宋代期间,以“图书之府”——麻沙、书坊为中心的书院就有近二十所。仅朱熹及师友门生兴建的就有寒泉、云谷、考亭、西山、庐峰、云庄、溪山、环峰、潭溪、瑞樟、屏山等草堂、精舍、书院,加上周边县、府创办的武夷精舍、建安书院、紫芝书院、南山书院、预章书院、云根书院、湛庐书院等,可谓书院林立,讲惟相望,使得闽北兴学重教蔚然成风,有力促进了闽北教育、文化的发展。据史载:宋代年间,福建的进士人数是全国最多的。两宋年间,福建进士多达6869人,占这一时期全国进士总数的20%,其中闽北仅建瓯、浦城、建阳三地进士就多达1294人。

众多的达官贵人、鸿儒学者在此著书传道,讲学授徒,因而,他们的著作也大多产生这个地区。因刊刻印书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当地雕版印刷业的迅猛发展。朱熹叹曰:“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书坊之书,犹水行地”。南宋期间,仅麻沙、书坊刊刻作坊多达逾百家。“家家以刀为锄,以版为田”。诸如麻沙著名雕刻家黄善夫刻印《汉书》、《后汉书》各一百二十卷;《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刘元起在宋庆元间刻印《汉书》一百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庆元六年(1200年) 魏仲举家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别集一卷,《论语笔解》十卷;麻沙刘仲立刻印《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刘将仕宅刻印吕祖谦《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麻沙刘仲吉宅于绍兴庚辰(1160)刻印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又刻有黄庭坚《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等等,不胜枚举。

根据周弘祖《古今书刻》的不完全统计:建阳刻书在明代就已达到366种。闽清人陈寿棋称:“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指四部用于装套的线装书),自吾乡锓板(即雕板)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这足以说明“麻沙本”当时出售量占比例之大。明嘉靖《建阳县志》著录建阳书坊的刻书,多达451种。到清康熙《建阳县志》著录建阳书坊刻书147种。尽管上述著录统计数字不一,其实建阳“麻沙本”刻书远不止此数。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历代“建本”图书,被列为国家级古籍善本的,经部书有110种,史部书有480种,子部书有505种,集部书304种,丛部书8种,合计近1500种。